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就没有再过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改革上。但到了1986年，他却再次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并果断启动了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1980年代前半期，计划和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中央高层、也是理论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中共元老、号称党内经济专家的陈云的基本思想，并得到了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肯定。当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其思想认识说，是支持搞商品经济的。但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谈何容易？为了让党内接受自己的主张，赵紫阳采取了在具体问题上做文章的办法，按照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鲍彤的说法，叫做“跪着造反”。

1984年初，中央确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统一全党思想。起草组开始起草时，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几次起草出来的稿子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于是赵紫阳建议，可以写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163－164页）

据吴敬琏回忆，赵紫阳与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在一次谈起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时，马洪提出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就请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吴敬琏也参加了修改。不久马洪将文稿印送几位党内元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参见《吴敬琏访谈》，载2008年8月30日《经济观察报》）

为了把这个关键性问题尽早确定下来，在得知马洪的文章“探路成功”后，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给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的信。在谈到计划体制时，赵紫阳说：“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他建议把计划体制作如下概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信中赵紫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第48－49页）

 鲍彤曾对笔者回忆说，这封充分体现了赵紫阳政治智慧的信是赵绞尽脑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的，没有要秘书，或是其他任何人代笔。

9月10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9月13日，陈云复信：“紫阳同志：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9月15日，李先念复信：“紫阳同志：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

这样，赵紫阳的主张在元老们那里过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和信中的四项内容顺利地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当年10月文件通过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91页）

那么，这时说的“商品经济”与后来说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对此，赵紫阳曾有过明确的说法。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1987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区别？”赵紫阳明确回答说：“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说它是商品经济，是因为有人不同意讲市场经济，阻力太大，没有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叫做商品经济。”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在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到建设商品经济上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改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发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如在旧体制下，国家计委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国务院”，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资金的调配、产品的定价与分配，都须按照计委制订的国家计划进行。既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步建立起商品经济新体制，就必须解决计委这个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同时需要撤销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对此，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有一次，他请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了，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鲍彤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胡耀邦也认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1986 年有一次在专列上，胡耀邦对副总理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任中宣部部长），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160页）

把经济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旗子”的邓小平同样也发现了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各工业部委，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邓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分析邓小平这些谈话，可以发现，邓此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也提到了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重心是行政改革。

邓认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其政改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这些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应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行政体制改革。关于发展民主，开放言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题中应有之义，邓都没有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回顾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上民主宪政运动态度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领导人刚刚被从文革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在党内取得稳固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发动群众，需要在伦理道义上掌握主动，也需要有更多的讲话机会。这个时候，他们需要讲民主，讲思想解放。但是当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渐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中央高层的政治地位也逐渐稳固并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运动”足以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看到“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波兰、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统治会造成影响的时候，他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稳定”成为他们的第一诉求。

这样，当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像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以民主和公开性作为改革的旗帜和基本诉求，而是要尽量避开“民主”这个政治敏感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限制在行政改革的范围内。

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国际大气候”的背景，即上世纪70、8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和80年代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中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影响也比较大。对此，政治学者陈子明曾经评论说：“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载《共识网》）是不是如此，笔者不敢下定论。但是，苏联、东欧诸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些理论、做法，借此作为正面的经验被介绍到中国来倒是真的。那段时间，苏联改革中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理论界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民主化“大气候”中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中发展较早、较快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话，也许中国能够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与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在许多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强烈反响的，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写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但是，该文的执笔人、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吴国光后来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谈到，“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已经准备好的其他几篇评论员文章因此没有见报。”（见该书第42页，注释8）

但风刮起来了。从总的情况看，无论体制内外，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这一点，与邓小平的主张并不矛盾。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体制内外的一些人与邓小平的主张也就是与中共官方的调子有许多不同，少部分人还公开打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旗帜。但是，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官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观点，虽然也引起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是还一时没有受到过分的抑制与打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1. 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2.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

3.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的微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