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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天安门事件大事记：6月4日 星期日
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89年6月4日 星期日
吴仁华
零点15分许，又有38军112师的两辆装甲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大道，风驰电掣，横冲直撞，围绕着广场转了好几圈，向学生炫耀武力。数以万计的民众试图筑成人墙加以阻挡，但装甲车毫不减速。
凌晨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解放军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该项《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广播了约3小时14分钟，许多市民和少部分学生在听到《紧急通告》后，开始离开天安门广场。至凌晨2时许，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几千名学生和市民了。
随着枪声的临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面临空前的考验和挑战。广场上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进行殊死抗争，尤其是那些来自屠杀现场的学生和市民，情绪极为激烈，极度悲愤。他们破口大骂依然有序地静坐在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
不断哭泣的柴玲曾一度冲动得难以自制，通过广播对广场上的学生大声疾呼：“无耻的政府已经大开杀戒，同学们，我的同学们，你们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 ，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东西，到广场边缘去，准备自卫、准备反抗！”
凌晨1时25分，一路开枪的空降兵第15军43旅2营在营长周家柱率领下抵达天安门广场南侧，后续部队陆续抵达。该军副军长左印生到人民大会堂向清场指挥部报到，指挥部人员十分兴奋。周家柱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一路升官。
凌晨1时30分，将西长安街杀成血路的38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部，集结在天安门城楼前。随队指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齐连运兴奋地通过电台向清场指挥部报告情况。从公主坟到广场约7公里，38军花了4小时才抵达，可见民众是如何奋不顾身地阻拦。
空降兵第15军和38军都宣称自己是最先抵达天安门广场的部队，其实最先抵达的部队是北京军区炮兵第14师。该师驻扎北京火车站，距离广场仅2公里，零点零10分，该师先头部队从东南角进入广场，集结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面临天安门广场的西门前。
提前进驻广场东侧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的24集团军，一部于凌晨1点从南门冲出，一部于凌晨一点30分开枪从西北门冲出，集结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门前。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市民试图接近他们，加以宣传劝导，但受到军人端枪阻吓，未能奏效。
凌晨2时许，广场指挥部秘书长郭海峰等十多人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回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东边的东长安街遭到集结此地的38军部队开枪扫射，司机当场身亡，郭海峰等人被捕。官方事后谎称郭海峰等人企图焚烧天安门城楼。
凌晨3时许，39军116师347团约6百名官兵在团长艾虎生率领下，全体官兵上刺刀，抵达广场，是116师唯一成建制按时抵达广场的部队。艾虎生其父艾福林曾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艾虎生一路升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将军衔。
在此前后，一些部队奉命占据北京各交通要道。39集团军115师部队占据了建国门立交桥，40集团军占据了西直门立交桥，64集团军向德胜门立交桥、马甸立交桥挺进。
凌晨2时许，38军派出一支特种小分队清理天安门广场北面边沿地带。位于广场西北角的北京工自联总部首当其冲，帐篷起火。工自联总部原先处在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在屠杀事件发生后，工人弟兄出于保护纪念碑一带学生的考虑，将总部迁移到接临长安街的广场西北角。
在89民主运动中，最具有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不是学生，更不是知识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 弟兄和市民。为了保卫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学生，他们一直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武装到牙齿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浴血奋战，奋不顾身。
3时许，广场仅剩的约三千多名学生集中纪念碑周围。学运之声广播站不断向四周的军人呼吁：“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
学生们在做和平抗争到底的准备，有学生送来一桶桶水，让大家将手中的口罩、毛巾用水浸透，以防护催泪瓦斯。另有一些人在搜集棉被、棉大衣，铺在纪念碑外围地上，以阻止装甲车和坦克前进。说是装甲车和坦克的履带 遇上软绵绵的棉被和棉大衣会无法前进。
刘晓波将一支从工人手中交来的枪在纪念碑栏杆上砸毁，学生指挥部情报部长辛苦将一挺不知来历的机枪丢弃。集中纪念碑四周的约三千学生手无寸铁，连石块木棒都没有，决心以和平抵抗方式突显中共的残忍。
凌晨2时30分，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和刘晓波等四名绝食者先後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後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块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凌晨3时许，从木樨地等屠杀现场回广场的北高联常委邵江（北大数学系学生）哭求周舵等率领学生撤离，说太惨了，不能再死人了。周舵提议和平撤离，高新、侯德健同意，刘晓波不同意，在三人再三说服下刘晓波改变了态度。
周舵等人希望广场学生指挥部出面与戒严部队谈判，带领学生和平撤离。柴玲、李录、封从德不同意。侯德健、周舵、一位医生、纠察队员乘一辆面包车前往广场北部，与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新国接触谈判。季新国紧急请示，戒严部队同意学生撤离。
凌晨4时整，天安门广场上熄灯，广场上的人都感到最后的时刻来临，数千人悲壮高歌《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广场上播出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我和同校青年教师刘苏里（现是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及特别纠察队队员坐在纪念碑底座最高一级台阶上，异常平静地等待着最後时刻的来临。刘苏里镇定而自豪地对我说：“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咱们哥俩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此时，政法大学研究生浦志强对身边同学发誓：“如果我活着，每年这个时刻一定回到广场悼念死难者。”后来，无论是当农贸市场的劳工，还是当律师，除了有几次被公安强制看管外，他真的每年都到广场悼念。
预先进驻人民大会堂的27、65集团军及63集团军187师从面临广场的大会堂东门出来，黑压压一片。27军由三个侦察连、一个步兵连组成的特遣分队，在军部侦察参谋赵勇明的率领下向纪念碑底座挺进，任务是摧毁学生指挥部，逮捕学生领袖。
熄灯后不久，金水桥前的38军装甲车和坦克向广场推进。碾过一座座帐篷。转眼间一辆重型坦克已推进到纪念碑前，撞倒了最西侧的一根铁旗杆。粗大而结实的铁旗杆在钢铁庞然大物面前犹如弱不经风的嫩芽，轻易就被折断了。
4时30分，广场重新亮灯。数以万计的军人从东、西、北三个方面潮水般涌向纪念碑底座。由于身后阻隔着纪念碑，我看不见南面的情景，事后据纪念碑南侧的学生说，纪念碑南侧也有数以千计的军人逼近，并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
由于学生没有任何抵抗，27军特遣分队端着机枪、冲锋枪很快冲上纪念碑底座，开枪击毁绑在纪念碑上的喇叭，摧毁学生指挥部。柴玲、李录等学生领袖已隐身学生队伍中，侯德健正在广播中介绍与戒严部队谈判撤离情况。
军人动用暴力驱赶纪念碑一带的学生。侯德健、周舵在纪念碑北侧连喊带拉地要学生撤离，遭一些学生痛骂。在军人持续使用暴力情况下，部分学生从5时许开始撤离，最先撤离的是东侧、南侧的学生，柴玲等人在南侧。北侧学生最多，最晚撤离。
纪念碑东南角是戒严部队所谓的学生和平撤离通道，这里集结了大量军人，挥舞棍棒等驱赶学生，许多学生受伤。周舵被一硬物捅到胸部差点昏过去，留下伤痕。他始终不知被何物所伤。我因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搜集研读了许多资料，得知伤他之物是人民大会堂压地毯的铜条，伤人者是65军炮兵旅军人。
5时30分许，纪念牌四周的学生基本撤离，部分坚持不撤者遭到镇压。台湾《中国时报》著名记者徐宗懋头部中弹受伤，一名来自江苏的小民工冒死救助，背上他送往同仁医院，获救。医务人员纷纷悲愤告诉徐及同事，一定要将屠杀真相告知国际社会。
中共当局一直谎称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广场没有死人。现至少已知有多名学生在广场遇难：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双学士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戴金平、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李建成。
清晨7时许，撤离广场的学生队伍在六部口拐上西长安街，避开路中央的快车道慢车道，沿自行车行走。坦克1师三辆坦克在团长罗刚率领下，一边开枪、施放军用瓦斯弹，一边快速追轧学生队伍，编号106的坦克冲向学生队伍，11人死亡，多人重伤致残。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压断双腿，高位截肢。
在六部口坦克追轧学生队伍事件中，北京商学院19岁女学生龚纪芳左胳膊中了坦克机枪发射的子弹，伤口很大，倒地后吸入军用瓦斯。医院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吸入毒气，肺部糜烂。
一位个体户小卡车司机主动提议将五具遗体（其中有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林仁富）运往政法大学，作为军人杀人的证据。当我和刘苏里等人撤回学校，一进门就看到摆在教学楼前课桌上的遗体，鲜血淋漓。我们跪在遗体前放声痛哭。
六四死亡人数至今是个谜。官方称死亡三百多人，包括军警。这是不可信的。学生队伍撤离广场回校途中，有人一路呼喊“中国红十字会说死亡2600人”。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也未经证实。张万舒在2009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书中说，死亡727人。张万舒曾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刘家驹告诉他，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死亡727人，每一具尸体都经他检验过。这个数字也不可靠，因为一些遗体被军人秘密处理了。中学生王楠等多位死难者即被埋在天安门附近28中学门前。
王楠是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外甥，凌晨1时30分许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南长街南口拍照时中弹倒地，38军军人不顾老太太跪地哭求及医务人员恳求，不让送医救治，3时30分不治身亡。军人将他及其他死难者埋在28中学门前花坛。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令人尊敬，坚持不渝寻找儿子死难真相，找到另一位死难中学生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共同发起寻找死难者行动，后来有了“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丁子霖1995年出版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一书中，记载了殷顺清、雷广泰、苏生机、李长生、郑春富、崔林峰、林涛、刘强等八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六四死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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